五老说“四史”专题教育宣传片（第三期）延伸阅读 |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

1934年夏，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。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接连失利。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和中央苏区面临极其严峻形势之际，为调动和牵制敌人，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，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建抗日先遣队北上。

6月下旬，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从福建连城回到瑞金待命。不久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宣布，红七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（简称北上抗日先遣队），对内保留军团建制，向闽浙赣诸省国民党统治地区进军，最终到皖南，支持和发展皖南地区的革命。

7月初，中共中央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《作战训令》，规定了红七军团北上的任务：一是“最高度的在福建、浙江发展游击战争，创造游击区域，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”；二是“最高度的开展福建、浙江的反日运动”；三是“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，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”；四是“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，经过闽江流域，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，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”。正如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粟裕后来回忆：“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，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，吸引和调动一部分‘围剿’中央苏区的敌人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。”

《作战训令》还规定了红七军团北上的行动计划：第一步，由瑞金出动，经连城以北、永安东南，到达福州、南平之间的闽江地域，并在红九军团的配合下北渡闽江；第二步，渡过闽江后，经古田、庆元、遂昌向浙西前进，在有利的条件下，协同红十军消灭浙赣边境地区的敌人；第三步，8月下旬，在浙江及皖南地域，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根据地。

此时，红七军团在瑞金进行休整，并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。部队改编为第一师、第二师、第三师，寻淮洲任军团长，乐少华任政治委员，粟裕任参谋长，刘英任政治部主任。全军团共计6000余人，1200余支枪和6门迫击炮。

7月5日，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《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》，要求红七军团“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，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，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”；强调“在浙皖赣闽边创立大块的巩固的苏区，则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的发展有着极重大的战略上的意义”。这个训令进一步明确了红七军团北上的政治任务，同时强调要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。

在印刷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，中共中央还赶印了《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》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》《中国能不能抗日？》及《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》等宣传材料，共160万份，供红七军团北上沿途宣传和散发。

7月7日，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，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程。时任红七军团卫生部部长谭志刚后来回忆离开瑞金时的情景：“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肩负着革命的重任，告别了英雄的故土，挥师北上，它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。许多老乡赶来为我们送别。军队和老百姓在数年的革命战争中，结下了血肉鱼水情，今天更是充分地体现出来——他们提着茶壶，拿着茶碗请我们喝茶。虽说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将去何方，但是知道我们就要离开瑞金了，都依依不舍地向我们握手告别。”

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瑞金后，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，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，组成红十军团，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，领导红十军团的行动。北上抗日先遣队所到之处，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。1934年11月下旬，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。由于兵力过小，这支部队未能牵动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敌人，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，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。

1935年1月底，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，方志敏、刘畴西、寻淮洲等一批红军的高级将领被俘或牺牲。方志敏在狱中写下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《狱中纪实》等，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，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。后来，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，转战闽浙赣边，浴血坚持游击战争，最终成为新四军一部，奔赴抗日前线。

北上抗日先遣队虽遭失败，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，推动了全国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。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与敌人的斗争中、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，不怕苦、不怕死，英勇无畏，坚持斗争，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，为人们永世铭记。

（本文来源：赣南日报、人民资讯）

转载自：福建教育五老说